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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的武器,新的地位——新的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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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用阅兵式来庆祝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周年日,这是许多年来的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国家主席胡锦涛观看最新型武器,包括未装配实弹的无人机、巡航导弹、具备核打击能力的导弹等从他前面开过。与此同时,官方解说员强调这些武器不仅是中国制造,而且是中国自己研发的。

阅兵式中传达的信息是再明显不过了。今年早些时候,中国推出了了它的第一艘核潜艇;尽管中国现仍自称“发展中国家”,它已是一个不可小觑的强国了。这并不仅是军事硬件或软件问题,西方国家承认G20峰会已替代了G7峰会成为全球首要的经济论坛清楚地表明了中国的经济影响力。

似乎是证实了这点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最新发布的上半年展望中预计中国今年GDP将增长九个百分点,这和北京的计划是相一致的。九月中旬,国家统计局的报告称,今年八月份的零售业增长了15.4%,工业产值增长了12.3%,这些数据和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美、日、欧)的数据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基于此,乔治•索罗斯称中国现在已成为了“世界经济的助推器之一”。

其实,中国早就是这样一个“助推器”了;只不过这个助推器是否足以带动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则是另外一个问题。首先,中国公布的数据在许多经济学家看来是可疑的——它有过不良记录。比如,去年四月份的GDP数据显示同比上年增长了7.3%,但是同一阶段的发电量却减少了3.5%,出口则锐减了22%,而外来投资也减少了21%。

与此类似,官方数据显示,今年前六个月份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了11.2%。这个数字和公众亲身感受实在相距甚远,以至于连政府的喉舌《人民日报》都表达了质疑。和通常的情况一样,这些巨大的差异表明,汇编资料的统计部门对数据动了很大手脚。

在中国(毫无疑问过去和现在的情形都是这样),夸大经济发展对政治宣传是有帮助的。但政府最终还是需要真实的数据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对于资本主义企业而言更是如此。数据的不准确,部分源于陈旧的会计标准,即它采用的仍然是过去官僚主义计划经济下的旧标准。在计划经济时代,“城市居民收入”指的是从事工业的(在当时全为国有工业)所有劳动者的工资,这个标准用在今日就把占了GDP总值65%的私有企业都排除在外了。换言之,在血汗工厂和建筑工地干活的农民工的工资是被排除在外的,而官员干部和经理的工资却被囊括在内。

但撇开数据的绝对准确性不谈,将一长段时间的GDP数据进行比较,我们确能从中得出经济的相对表现情况。最新数据展现了政府大规模的“刺激包裹”的功用。政府于去年十一月释放了总值相当于四千亿英镑(即四万亿人民币——译者注)的货币。如此大规模的刺激必然能对测算GDP的各项指标起到正面影响。然而,比起年增长率的多少而言更能说明问题的是经济体系内的各项支出。

北京“刺激包裹”的目标原是想通过扩大内陆省份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刺激消费、拉动内需以抵消出口急遽下滑所造成的影响,从而达到再平衡经济的目的。最新的数据显示虽然“固定资产投资”有大幅上升(同比上年增长33%),但正如温家宝总理在九月初的世界经济论坛中所说的:“中国的经济反弹是不稳定的、不平衡的和尚未稳固的”。这句话的含义体现在今年国庆节前夕国务院发表的报告中,其中说到过多的投资被用于增加产能而非生产资料上。这样的投资只能使情况恶化并加剧危机。

中央现已全面禁止在未来三年内建立新的铝熔炼炉;同时,它谴责了钢铁和水泥工业的“盲目扩张”。《金融时报》引用中央政府的报告中称:“一些地方政府违规运作,批准违反规定的建设工程,或者在得到批准前就允许建设开工。”这种现象印证了我们的机关报《工人力量》在三月份时做出的预测:“北京并不能达到它想要的目的。因为尽管许多规模最大的公司仍然是国有的,但是它们不再受控于任何(中央)计划,因而会优先增进自己的发展。”(《工人力量》,3月9日)这造成的后果之一是多个工业部门中所出现的产能过剩。北京担心,假如中国生产商将这些工业品在世界市场上倾销,会引发外交关系的紧张。

金融业的情况照样不容乐观。GDP数字反映出银行贷款额有大规模的增加,正是北京所鼓励的这些贷款构成了刺激包裹的实质成分。然而廉价的贷款也造成了楼市和股市的投机泡沫。上海证交所已经比去年的最低点增长了一倍。据彭博(财经资讯提供商——译者注)提供的信息称,七月份仅一个星期内就新开了50万个账户。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Sichuan
Expressway,运营收费高速公路的国企——译者注)的股价在十月份第一个交易日就翻了三番,表现出一幅狂飙突进的市场画面。

官方公布的15.4%的零售业增长的数字也值得考究。粗略一看,它似乎证明了北京已达到增加消费者支出的目的。可是在中国,“零售”和“消费品销售”却是两回事,不是一回事。零售除了包括消费者的购买外,还包括政府采购,因而也包含有刺激包裹的因素在内。消费零售部门所公布的数字增长就要相对小得多,只有5%或6%。

那么,到头来应当怎样理解上述这些经济数字呢?毫无疑问经济活动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复兴。这反映了一个事实,即中国仍旧是一个较年轻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因为资本的过度集中,加上国家大量公债基本都被用于重组银行的资金,难以在萧条之后再次开始新的繁荣。与之相对的是中国有指望在经济衰退过去后当新的经济周期开始时,经济能重新得到增长。不过,国家投入和廉价的信贷防止或延迟了过剩资本的被摧毁,这将成为经济复苏的障碍。

政治方面,数据背后所发生的事件表明,尽管共产党的专制政权统治着国家,但它远远做不到完全控制国家的生活。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不可避免地创造出一个新的资本家阶级,同时还请回了在台湾和香港的华人资本家。这个资本家阶级绝不是对共产党政权的挑战者,恰相反,它依赖于政权去维持利润;但它显然也有本阶级的利益,而这并不总是和党的利益相一致的

最近投机泡沫的迅速膨胀很清楚地体现了这点。共产党会怎么应对它还有待观察。假如这些投机者获准继续下去的话,那么当泡沫爆裂时(如同所有泡沫都要面临的一样),它们将打乱整个国家经济战略。

当然,在中国经济还不能做到自我可持续地复苏时,另一轮公司的破产潮和信贷紧缩造成的影响会远远超过在上海和深圳的投机者所能造成的影响。不过,北京也许盘算着及早戳穿投机泡沫,这样既能保护经济,又能教训一下不爱国的资产阶级。

最后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资本主义在过去十年中的飞速发展使工人阶级的规模也迅速增大,这个阶级已经开始维护自己的利益了。中国劳工通讯在今年早些时候出版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报告*,内容是关于中国的工人运动,它不仅具体提到了工人阶级骚动的规模——仅在2008年就有127467宗“群体性事件”,而且还指出工厂内部工人组织水平的提高(包括在官方工会框架中的和独立组织的)。

历史上,工人阶级常常在新一轮经济周期的初期阶段发起斗争以夺回他们在萧条时期所失去的东西。2006年,当中国经济正处于经济高涨的顶峰时,通货膨胀和劳动力短缺使工人能够迫使雇主提高工资。但在过去两年内他们遭遇了大量的失业,以及生活水平的下降。

工人活动家和革命者现在不仅要为补偿工人们的损失而斗争,而且要推进建立独立的工人阶级组织的任务。这当然要包括工会,或者更理想的产业工联,但是最首要的还是为建立一个独立的工人政党而斗争,它不仅要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利益,而且为推翻中国和世界资本主义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