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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兰多大屠杀后的同性恋恐惧症和种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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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兰多大屠杀后的同性恋恐惧症和种族主义

发生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的一间同性恋夜店的枪击案造成49人死亡。世界各地有千百万人对遇难者及其伴侣、亲戚和朋友表示同情和哀悼。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对全美国的同性恋者、双性人及跨性别者(合称LGBT)表示同情和支持,这起惨案对他们打击巨大。
尽管各媒体都提到伊斯兰恐怖主义,凶手奥马尔•马丁也承认和伊斯兰国的联系,也尽管伊斯兰国宣称对这起事件负责,但从各方面看来,这起事件并不是一次有组织的恐怖主义袭击,它不是由圣战主义者或诸如此类的团体策划发动的。但另一方面,把事件归因于一个精神错乱者的随机举动,认为它是无可防范的随机事件,同样没有充分的理由。
遭袭的夜店是一间供同性恋者娱乐的夜店,袭击这种夜店反映了凶手对同性恋的恐惧和厌恶。恐惧同性恋情绪在社会上的反同性恋情结和种族主义中有其根源。这是袭击的其中一个动机。另外几个动机至少包括:对北约及其盟友在中东地区进行干涉战争(所谓“反恐战争”)的报复心理;对美国持枪个人的英雄主义崇拜。在一个崇拜枪支文化的社会中,经常发生有色人种被“执法”警官枪杀的案件。在这起事件中,许多受害者是非裔和拉美裔的美国人。
对这起惨案进一步的分析侧重于如下某一个或某几个因素:个人心理、性别取向、种族主义、同性恋恐惧症以及伊斯兰恐惧症。案件的后果是所有这些因素大汇总的“终极风暴”。
我们认为,只有在国外发起一个坚决抗击美国军事干涉的强大运动,在国内反对种族主义,反对压迫和歧视穆斯林团体、黑人、拉美裔人等的政策,归根结底,只有与导致并推动这些政策的金融资本作斗争,才能减少并最终消灭这类骇人听闻的罪行。

同性恋恐惧症
尽管许多西方国家已经在承认LGBT人的相关立法上取得了进步,特别是美国最高法院在2015年6月宣布禁止同性结婚是违宪的,但对LGBT人的仇恨性犯罪和人身攻击案仍屡屡发生,而且频率高得惊人。根据联邦调查局的数据,在2013年度的仇恨性犯罪中有五分之一的犯罪是受性取向问题驱使的。这个数字是2003-2013的十年中最高的。就其本身而言,这个比例是特别高的,因为相对于仇恨性犯罪所针对的其他目标群体(如黑人)的数量而言,公开的同性恋群体的人数是较少的。
有一点要指出,这些犯罪的凶手绝大多数是憎恶同性恋的白种人,而不是信奉伊斯兰教的人,正如枪击案的罪犯大多数是持种族主义观点的白种人一样。我们还需记住去年发生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市的伊曼纽尔卫理公会教堂的枪击事件,那次事件导致9名做礼拜的黑人死亡,凶手是迪伦•鲁夫――一位白种人。这个受袭击的教堂和上世纪60年代美国的民权运动有着密切关系。
这提醒我们,宗教有时能成为正当的反压迫运动的推力。卫理公会(基督教)如此,伊斯兰教亦如此。但是宗教中的保守流派和原教旨主义分子却是滋生对同性恋的厌恶的人。
世界上的大多数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都培育了对同性恋者或者性别取向不同于异性恋标准的人的仇恨和恐惧。“世俗”(主张政教分离的人)的右翼伪科学也助长了这种偏见,它把同性恋说成是“违反天性”的。这些人假如不是鼓动,至少也是容忍了对性取向不同的人的暴行。政客和官员们也如此。德克萨斯州的副州长丹•帕特里克在推特上回应这些事时,引用了《圣经》迦拉太的话:“不要被误导;上帝从不会被愚弄。一个人将吃下自己种的恶果。”
奥马尔•马丁身上反映出的对LGBT的病态仇恨是受社会环境的制约的。环境决定意识。家庭、学校、社会和宗教组织就是他所处的环境。假如他,如一些目击者所言,就是个同性恋者,或者纠结于自己的性取向,那么他不会感受不到社会上对同性恋者的仇恨。而他的父亲貌似是个宗教保守分子,而且赞扬过阿富汗的塔利班(一个极端保守的恐怖组织)。马丁的前妻称她听到他的父亲好几次因为儿子是个同性恋者而谴责他。
这些人由于害怕家人和教徒的反对和迫害,性冲动往往得不到正常释放,这给他们带来恐怖的结果。轻则导致他们内心痛苦,重则驱使他们寻求极端的释放方式,如通过“殉难”得到“救赎”;换言之,就是进行自杀性的袭击。
报道称马丁在结婚之后对他的妻子实行家暴,直到四个月后其妻被家里人救出。这说明,同性恋恐惧症总是和压迫妇女与性行为的标准联系在一起。尽管绝大多数的牧师、神父、祭司和伊玛目都不鼓励杀戮和暴力,但他们把性行为的标准(异性恋)神圣化恰恰促使那些不是LGBT的人对LGBT人产生无名怒火和侵犯性的袭击,并使那些LGBT人备受悲伤和内疚的折磨。
我们不应忘记,当允许同性恋结婚,以及学校中的学生接受关于同性恋的教育时,那些“值得尊敬的”宗教人士是怎样地义愤填膺。媒体也谴责这种现象,说这种性教育相当于教导“正常的”孩子成为同性恋者。

伊斯兰恐惧症
自911事件后,占美国总人口百分之一的330万穆斯林成了被政客和媒体妖魔化的对象和种族主义与极右分子的骚扰对象。
难怪共和党的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在惨案发生后第一时间宣布,奥兰多事件证明他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的政策是正确的。他在推特上发文称:“祝贺我们吧,(我们)在对待激进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政策上是正确的”,在晚些的声明中他称:“我说过这种事要发生,而且事态还要继续恶化•••我们在政治上再正确不过了。”
特朗普先前利用2015年12月发生在加州南部圣贝纳迪诺的一件惨案来推行他的伊斯兰恐惧症运动。由于他每一次的情感爆发都得到资产阶级媒体无微不至的报道,所以毫不奇怪在奥兰多惨案后的一次由YouGov网站进行的民意测验中,特朗普第一次赢得了多数人的支持。
当然,没有人能否认北美和欧洲的许多穆斯林青年对美国、北约和俄国在叙利亚与伊拉克的轰炸及其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的无人机袭击行动怀有深仇大恨。以色列对加沙地区狂轰滥炸,而美国政府却几乎不闻不问,各派政客,不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的,都极力推诿责任,这也不能不引起公愤。
报道称有一个幸存者听到马丁在报警时对警察说叫美国停止轰炸在叙利亚的伊斯兰国组织。马丁的同事们称他曾对基地组织和黎巴嫩真主党表示过同情,联邦调查局曾为此事调查过他。
马丁貌似还对伊斯兰国的领袖阿布•巴克尔•巴格达迪宣誓效忠过,并称他和波士顿的炸弹袭击者以及一名叙利亚自杀性炸弹袭击者有关联。但他的妻子和同事说他并非一个虔诚的穆斯林。而且他似乎也没有和圣战组织在互联网上或者以其他更直接的方式发生组织联系。
欧美各国的穆斯林有充足的原因去憎恨西方政府的行为,他们被边缘化了。他们发现他们和他们信奉的宗教是媒体和身边的人的攻击对象。
在一场战争中,交战双方都会诉诸于践踏人权的恐怖手段,如随意处决、严刑拷问等等。美国、英国、法国的轰炸都是批量恐怖主义,它们造成的伤害远远超过个人恐怖主义造成的伤亡,即使是像奥兰多事件和911事件那样的最疯狂的个人恐怖主义。我们不能那么快忘记无数穆斯林在其中遭到虐待的关塔那摩湾和伊拉克的阿布格莱布监狱。
那些命令用轰炸机“杀一儆百”的政治家们:布什、布莱尔、克林顿、普京、奥巴马之流,他们的“反恐怖主义”口号是最卑劣的谎言。在很实际的意义上,他们应当为那些在圣贝纳迪诺、奥兰多、格罗兹尼(车臣首都)和费卢杰的无辜受害者负责。
穆斯林青年反对“他们”政府的行动和憎恨所受到的迫害与虐待都是正当的。但这存在手段的问题。手段和目的是辩证联系的。错用了手段,则不但达不到目的,而且还会使自己远离目的。恐怖主义手段就是错误的手段。马克思主义者一贯反对恐怖主义战略,不仅因为它会导致无辜的伤亡,而且因为它引发的结果会使原本想帮助的或想为其复仇的人受害。在今天的情形下,受害人便是在美国的三百万穆斯林和欧盟境内的一千九百万穆斯林。
许多穆斯林青年走上恐怖主义道路的根本原因自然是他们对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政策的怨恨。他们接触到伊斯兰激进分子和圣战分子的网站与博客之后,其中一小部分人便可能被“激进化”了。其中宣传者的“勇猛”形象只起很小的作用,主要还是因为美国、北约各国以及以色列政府的行为似是印证了宣传者的说法。
促使他们走上恐怖主义道路的另一个并非不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找不到有效的抗争路径。欧美国家的反战运动比起2002-2010年的阶段是减弱了。反帝国主义者、反战活动家和国际主义者们要到穆斯林群体中去,让他们知道在他们定居的国家中还有对他们友好和支持他们的人,在群众运动中引导他们打击真正的敌人――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
以上的所说的决不能为在奥兰多、圣贝纳迪诺、去年11月份的巴黎等等发起的针对无辜平民的恐怖袭击正名。只不过恐怖分子是美国、北约、以色列在阿拉伯国家的批量恐怖主义――战争的产物罢了。事实上,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等圣战团体都是受西方国家及它们在海湾和沙特的盟友所激励的。

枪支文化与种族主义
巴拉克•奥巴马和希拉里•克林顿号召实行更严格的枪支管制的方案也是无济于事的。凶手马丁是用美国材料制成的。显然,特朗普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对马丁该人是不起作用的,因为虽然马丁的父亲是阿富汗人,但马丁是在美国出生的美国公民,并且接受的是美国的教育。他在印度河社区大学警察学院接受了不成功的教育。在袭击之前,他在G4S保安公司当雇员。
G4S保安公司是一间以英国为基地的大型公司,在全球有64万名雇员。该公司和美国签订了合同,其雇员很多在阿富汗、伊拉克等地工作,也有雇员被派到以色列为政府工作。这个公司一直被多方指控严重违反人权。马丁在2007年和2013年两年都顺利通过了该公司对他的背景审核。在2013年,他的同事曾向FBI举报他,因为他说了一些“煽动性”的和“种族主义”的言论,还称他和基地组织及黎巴嫩真主党有亲属关系。
然而,马丁还是成功地在盛璐茜射击场买到了223
Sig-Sauer型号的狙击步枪和Glock型号的9毫米口径手枪。盛璐茜射击场的经营者――一位纽约市前警官称马丁在买枪之前已通过了联邦的所有背景审核。

该怎么办?
从上文我们应该能够推出,枪支管制并非解决方法,甚至彻底禁止持枪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枪支文化是美国文化的一个标志。不论是在好莱坞大片中,还是在美国全国步枪协会(NRA)的宣传中,我们总是看到美国人对持枪的个人英雄主义的崇拜,一个男的或女的公民,持枪保卫自己的房子和家人。这种文化根源于欧洲移民者对北美土人的种族主义观念。当时这种种族主义几乎导致北美土人被歼灭。它同样根植于治安维持会人员和警察对黑人的仇视和镇压。种族主义的受益者,即便是受益有限、只是得到某种心理优越感的人,也认为他们自己处于黑人经常性的威胁中。其实在他们心底,他们知道黑人是被残忍地冤枉了的。南非和以色列的所谓殖民开拓者的“精神”亦是如此。
在现有的体制下,要有效地解除右翼势力的武装是办不到的,能办到的是保护受害者免受这些人的袭击。因此,仇恨性犯罪(包括那些警官所犯的)的受害群体以“保护自己就是让人不犯我”的口号进行自卫是完全正确的。这个手段同样适用于保护同性恋者集中活动的地方,如这次遇袭的奥兰多同性恋夜店。
但即便是这样也不过是个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法罢了。这剂膏药能疗治一个创口,却不能治愈整个机体。回应这些事件并与之作斗争的群众性行动是必需的。在欧洲和美国,我们需要发起强有力的运动来制止西方国家在中东地区、中亚地区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的军事干涉行动。
今天,种族主义民粹派分子和呈现出最初的法西斯倾向的极右分子在欧洲和美国正咄咄逼人地发起进攻,以色列的种族主义政权受到犹太复国主义极端分子的日益增强的影响。在印度,信奉印度教的民族主义政党人民党正对回教徒和其他少数教派进行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厚颜无耻的种族和宗教上的歧视与压迫。
与此同时,在孟加拉、巴基斯坦、中东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广大地区,圣战分子正在开展对少数教派和世俗主义者的可怖暴行。在斯里兰卡和缅甸,佛教原教旨主义者也对少数教派实行暴力。只有为全世界被压迫者提供真正希望和出路的运动才能有效反击并最终消灭这种杀戮成性的传染病。这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左翼革命者们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