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ter Main, 2014年11月24日
发生在香港的占中运动已经持续了九个星期。它仍将继续下去，一方面因为抵抗者们（主要是青年人）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还因为它得到了市民们最广泛的支持，正是这种支持使政府每次驱散示威的企图都落空了。
占中运动是以一次学生罢课为起点的。学生们旨在抗议政府宣传的选举“改革”，因为那会使北京领导人们得以操控2017年普选中的特首候选人。当反政府示威在9月26日遭到警察暴力袭击后，运动迅速发展成为规模巨大的与政府的对峙。在第二天，9月27日，成百上千名支持学生的市民出动占领了政府办公厅的所在地——中环。学生们提出与特首梁振英会面，但遭拒绝。
在大规模占中运动的冲击下，另外两场占领主要商业街的运动爆发了，一个是占领香港岛的铜锣湾行动，一个是占领九龙旺角的弥敦路行动。
三人团
政府野蛮地回击了支持运动的群众，它在声称考虑接见学生代表团的同时，却鼓动“三人团”（香港一个声名狼藉的黑社会组织）的暴徒在光天化日下去袭击占领旺角的人，这当然只能使事态更加恶化，它不但激起民众对占中者的新一轮支持，而且还彻底败坏了政府特别是梁振英本人的名誉。
香港的最重要的商业街之一是弥敦路，相当于伦敦的牛津街，三人团组织常在此勒索保护费，这次他们正是从这个地方调出了大批暴徒，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暴徒在有警察站岗和看守的情况下甚至是在警察将被逮埔人员送往等在一旁的的士的时候竟然企图将示威群众击倒在街上。几百台照相机同时拍下了这个场面并即时地为大众所获知，政府态度的不诚恳和与黑社会的狼狈为奸已经昭然若揭了。
学生领袖立刻强调了袭击事件中政府和黑社会的勾结行为，并以终止谈判相威胁，要求政府停止袭击并追究暴徒的责任。袭击停止了，学生们回应称愿意和政府代表进行谈判，不过不是和梁振英，因为梁振英没有像大多数人希望的那样代表香港的利益，而是选择支持北京提出的选举制度，是引发争论的罪魁祸首。
但接着政府又做了一件把自己引向死胡同的举措，在10月3日，政府以学生继续为自己的要求寻求支持为理由停止为举行谈判而努力。学生要求给予全体市民对特首候选人的提名权，梁振英辞职，还有废除“功能界别”。“功能界别”是由香港28个经济部门的老板组成的立法院选举团，他们不是经民众民主选出的，代表着有产阶级的利益。
政府愚钝的政治嗅觉再次引发了对占中的大规模声援，并进一步加强了全学联（大学生组织）和学民思潮（中学生组织）的领导角色。“官方”反对派，也就是通称的“泛民派”，以及非官方的自命为占中领导人的人，当初是反对占中行动的，现在却争先恐后地参与进去了。
辩论
在大型示威的压力下，政府最终同意与学生辩论并允许辩论被电视直播。10月21日，五名政府高官和学生领袖开始了辩论。政府本以为能给学生一点颜色瞧瞧的，谁知学生不像他们想象中那么容易对付。在长达两个小时的辩论中，学生代表有理有据且简明清晰地陈述了对不民主的选举程序的批评和意见，而政府一方只是一味空洞地强调要遵守《基本法》的规定，有两位高官甚至从头到尾一言不发，只是干坐着。最后，政府方面尴尬而不真诚地提出一个建议，即写信给中央驻港澳办事处代表向其申述学生的提议。
占中运动的一个显著优点就是它刺激了民众对香港地位、政治体制和公民权利的大讨论。学生们的中心论点是“功能界别”和北京政权对特首候选人的否决权是完全不民主的，尽管《基本法》有规定香港将逐步走向民主，这在公众中赢得了普遍的赞同和支持。
梁振英对北京的政策的辩护是颇值得一提的。在《华尔街日志》和《金融时报》采访他时，他曾这样解释基本法中“广泛的代表”这一术语的含义：“它不意味着按人数比例选出的代表，而是尽可能地考虑到香港所有经济部门，假如这是个数字游戏和按人数选举的话，那么你将面对着月薪在一万四港币以下的香港半数市民。”显然，梁振英不认为这部分人应该和月薪在一万四以上的那部分人享有平等的选举权。
政府在软硬两手都失效后，决定不再采取任何行动而袖手旁观。这可以说是它最明智的决定，因为这样一来，占中运动策略上的局限性也就暴露出来了。在电视辩论结束后不久，占中的领导人便商议要举行一场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结束占中运动。这个提议立刻遭到反对，反对者不但不同意全民公投的解决方法，而且认为在没有一个要求得到满足的情况下结束占中是不对的。这个插曲后来变成了一个对纯粹是时间问题的争议，但他却提出了占中的未来战略方向的问题。大多数人都认为占中应持续下去直到北京政府改变决定为止。但是北京政府一再声明它是支持梁振英的提议的，那么该如何达到这个目的呢？
消耗战
服从于北京指令的香港政府事实上和抗议者们进入了消耗战。政府停止了恐吓，汽车和公交都改变线路，僵局出现了。但政府从未停止过宣传占中的“非法性”，这显然是对“热爱社会的市民”和公司的大老板说，政府将有权利设立法庭禁止危害商业的占中行为。毫不奇怪，生意受到影响的交通公司和贸易者以及法庭同意发布这样的禁令。
政府作出让冲突降温的决定还同时考虑了国际因素。在近几周内中国将在国际舞台上扮演非常活跃的经济和外交角色。在APEC和G20峰会举行时出现这种街头“闹事”的场面总不太好看吧。
和全世界之前出现过的街头抗议一样，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它们的影响力也在逐步减弱。成百上千人在运动高潮时可以被动员起来，但不可能在街头长时间居留，随着占领人数的减少和城市正常生活的恢复，继续占中的动力也随之消失。占中运动的领导层本身也是个问题；虽然学生组织是它公认的代言人，但占中运动本身没有负责做出决策和领导全局的组织机构。因而，占中运动的基本路线，包括其战略和策略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尽管争取民主的口号会得到每个人的认同，但大家对于如何争取却不能达成一致的协议，而北京又不肯让步。另外，在维持公众支持率和维持占中行动两者间也存在着矛盾，占中无疑给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不便，而结束占中又意味着放弃对政府施压。
还有一点要考虑到的是，反对不民主选举并非占中的唯一动因，对于许多人而言，对北京和“内陆”的敌视情绪也是其中重要的动因。虽然决不能由此说占中运动是华盛顿旨在推翻北京政权的外交政策的结果，但其中确实有这么一股“反大陆”的分子，正准备把运动引向这个方向。“热血公民”就是一个反对香港回归的反对派团体，最近有报道说它参与了一个想强力冲进立法会的密谋行动。他们捍卫所谓的香港“独特文化”不可避免地使他们采取这样的立场，即从中国分裂出去，认同西方的价值观。他们比官方反对派“泛民“派和非官方占中派的律师与学者们要极端得多，他们谁都不主张推翻政府，而是一开始就打算和政府达成某种妥协。
“热血公民”认为政府不会听取任何理性的和客客气气的政治提议因而必须采取更激进的政策，这是有道理的。但是占领立法会不能和占领街道相提并论，它很可能会引发政府的激烈回击和反动恐怖，要求英国介入以强迫中国履行中英条约中民主的款项是个很危险的外交取向。伦敦当然不愿意以破坏中英关系为代价来支持香港的民主，这在过去英国对香港150年的统治中是从未有过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向过去的殖民政府呼吁求援的行为只是在帮中国政府做宣传，因为中国政府一直声称所谓民主不过是西方政府的宣传武器。这个反动的说法不是针对香港的七百万人民，而是大陆的14亿人民。
香港的前途怎么办？
占中运动显然已失去了它头几天的那种冲劲和势头。政府和媒体不断宣传北京的决定是不可动摇的，而占中行动是毫无意义的而且造成越来越多的不便，从民意调查可以发现，这些舆论气氛已经开始侵蚀公众的意识。超过80%的人认为应当停止占中，但仍然有大多数人是同情学生的，水和食物源源不断地供给占中者。
学生领袖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们决定“到人民中去”，召开当地居民的会议并在会议上阐释他们的立场和回答提问。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些自封为占中的领袖们总在伺机找借口结束占中运动，他们打算向警察投降，然后说虽然触犯了法律和法庭的敕令，他们愿意表示对“法治”的忠诚，这将使得大众的目光从创始和领导整个运动的学生们身上转移到他们身上。
在对占中前途的所有讨论中几乎看不见有任何社会主义观点的身影。在上世纪中欧和东欧的反斯大林主义运动中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形，“左派”“社会主义者”通常被当做是亲北京和亲共产党的分子，这是香港弱小的左派力量发展的真正障碍。工人国际委员会（CWI）的香港分支——社会主义行动（Socialist Action）曾试图分发小册子和杂志，但往往遇到敌对情绪甚至发生肢体冲突。
要克服这个障碍就必须把当前争取民主的运动和改善香港人民迫切的生活需要的斗争联系起来，也就是梁振英企图忽略的那一半穷人的改善生活的斗争。高额住房费用、匮乏的社会保障特别是养老金的不足，还有平均工资的低下，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而且是要通过立法来解决的。可是在现存的不民主的选举程序中，立法院有将近一半人（即功能界别）不是直接从选区中按人数选出而是代表一小撮老板和精英圈子的，他们肯定不会同意通过这种法律。把解决这些问题的要求和学生们提出的民主要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占中者和工会、租房者团体及其他社会运动间构建联系，这样不仅可以为现在住在中环的占中者，同时也为香港的广大民众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