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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选举“改革”在立法会上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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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选举“改革”在立法会上失败了

去年12月,占中运动被香港警方清场了。占中是抗议新的选举立法,因为它将赋予北京以否决特首候选人的权力。在上星期举行的立法会上,该选举法最终没有通过,尽管亲北京分子在立法会中占有优势。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在严格的投票程序中,该法律没能通过仅仅是因为在对新法投票时,议会中的31名亲北京分子不在场,因而没有投票。在70名立法会议员中,尽管众所周知亲北京派是占有大多数的,但因为发生了这个情况,只有8人对新法投了赞成票,投反对票的泛民派(该派代表几个不同的党)则有28人,因此新法最终没能通过。

立法会
这种事的发生其实让我们看到了香港所谓“民主”的完全虚假性。只有半数的立法会议员(35人)是按比例从各地方选区选举出来的。其余的35名议员是来自27个“功能界别”的代表。功能界别(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是工商界代表,例如“会计业”、“房地产和建筑业”、“保险业”和“批发零售业”等等。这些代表完全是被任命的,而不是任何政治选举所产生的,尽管他们在立法会中会组成或加入某些政治团体。在35名的这些代表中,毫不奇怪,只有6名是支持“泛民派”的,其余都是稳固的亲北京派。
同样不奇怪的是,这些人没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对民主程序(例如投票)也不甚熟悉。这说明了为什么他们没能胜任这次立法会中唯一的,也是最重要的任务。当投票开始时,一名功能界别的成员缺席了,他们的领导者林健锋(商业界功能界别的代表,香港经济民生联盟的副主席)认为可以据此推迟投票的时间。然而,由于投票已正在进行了,根据标准的程序这是不允许的,因而他的请求被会议主席拒绝了。
这在亲北京派中引起了困惑。香港改良进步民主联盟(简称DAB,最大的亲北京政党,既有功能界别成员也有直选的成员)的领导人叶国谦叫他的党员离开会议厅,他认为这样能使投票人数达不到法定的最低人数从而使投票无效。大多数人在接到指令后都走出了会议厅,他们不知道投票已经是有效的了,因为在投票宣布开始时法定最低人数已经达到了。因此会议厅只剩下八个支持选举法的人,5个来自亲建制派的自由党(Liberal
Party),一个来自亲北京的工会联盟,一个是商界领袖,还有一个是会计业的代表。
亲北京派的迷惘从被电视直播的视频上看得一清二楚,和他们的失败一样,这令当权机构极为尴尬。他们的领导人百般致歉,并拍下自己流泪的相片,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成为公众眼中的笑料。他们知道真正的权力掌握在谁手中,其中一些人私下里跑到中央驻港联络办(北京在香港的代表)去道歉,另一些人则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很遗憾让驻港联络办失望了,或者承认他们与联络办有过接触。

预期
与此同时,除了丢脸外,情况并没有发生什么实际改变。香港的“小宪法”《基本法》规定特首选举体制的任何改变需要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才行,只要泛民派仍然坚持他们的反对立场,这一点就永远无法实现。他们在占中运动中获得的巨大支持,以及作为选民直接选出来的立法会议员,他们要直接面对选民,因此他们决心的任何动摇都无异于政治自杀。
北京早已知道它提出的由全体香港人选举特首,但是特首候选人要经过“选举委员会”的审查的提议是不会被接受的。这意味着现行的选举制度将继续下去,即由选举委员会来选举特首,而选举委员会却主要是由亲北京派的人组成的。亲北京派现在还得到了一个额外的红利,他们可以说是泛民派不愿意给香港人民至少一个“民主的”选择机会。
尽管事情没有按计划发展,但它现在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北京很可能就暂停争论,维持现状了。中央会说虽然它愿意“向民主化”前进一步,但是被拒绝了。然而,我们不能据此说北京的提议只不过是向“公众舆论”作出的一个让步,没有为中国共产党统治服务的目的。
在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整个进程中,中共领导人为了保持他们的专制,往往是先进行一些首创性的课题试点,当发现这些试验和一党专制的体系能相容后,他们才将其大范围地推广。有充分理由可以说这种手段主要用于经济领域,但把它用于政治领域亦未尝不可。党国越是放松对经济的官僚主义控制,它就越需要用“政治性的”手段来管制社会。在那种情形下,发展一种“指导性民主”的形式,由共产党提出几位候选人,然后通过公众投票来确定谁该任职对于中国其他城市而言也是一种有吸引力的选择。
既然政治领导并不等于说要完全按照计划的每一个具体细节来实施计划,但也不会因为计划有出错而放弃长远的目标,那么北京将来也许会利用它在香港的傀儡来改头换面地推出自己的计划。2017年后另一位中央强制的特首将走马上任,北京将综合利用贿赂、威胁、敲诈勒索和操纵媒体等各种手段,并称上星期的投票由于议员们有困惑所以不是决定性的,这样有可能说服足够数量的直选产生的立法会成员赞成新法。
香港现在的一个危险是搞特殊,即“地方主义”运动要求“港独”。在上星期投票的数日前,香港警方声称查出了一个地方主义团体的阴谋。这个团体据说想通过一系列的炸弹袭击来打断“改革”的进程。尽管侦破这件案子所选的时间对香港政府是很便利的,但是这类由绝望情绪和与主要的社会力量相隔绝所产生的念头,一般在广泛的群众性运动——如占中——失败后都会出现的。
对于革命者,或者如列宁所称的“始终如一的民主派”而言,香港的政治发展和内地的形势变化是不可分割的。占中运动的经验表明,尽管民主要求得到广泛的支持,但单凭抗议和理性论辩是不足以克服中共对它的抵制的。我们需要把工人阶级动员起来,不仅使香港作为一个金融中心和中国一个重要港口的功能瘫痪,而且要建立民主的工人阶级组织来替代北京指定的机构。这也是中国其余地区应参照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