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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中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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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退化的革命》
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以农民和大规模游击队作为基础的领导阶级的历史始于1926年至1930年的那次中国无产阶级的历史性失败。1923至1924年间,迫于共产国际的代表们在1922年以来所施与的巨大压力,中国共产党以次要角色的身份加入了当时的执政党,国民党(KMT)。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在广东发动了政变,使得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党中央受到影响。在共产党的协助下,蒋介石在政变中解除了其时由香港-广东罢工委员会控制的工人们的武装。

他还还强迫中共放弃在政府及国民党中的职位。1927年3月,蒋介石军队在工人们夺下上海的控制权后进驻上海。同样的,蒋介石又一次解除了工人的武装,而中共当局也又一次的对此采取了赞同态度。同年4月12日,蒋介石的军队在与上海黑手党的勾结下,发动了一场针对工人区的大屠杀,造成数千人死亡。
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中共发动了一系列起义。但所有这些在长沙,南昌,广东和海丰发动的起义均被蒋介石的军队挫败,并造成了中共党员和工人们的大量牺牲。中共当局对于这些失败的回应便是将其残余力量转移到中国内陆的偏远山区。
中共在撤离城镇之后的物质条件的转变,与试图发动城市起义(例如1930年的长沙起义)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一起,为带有毛泽东特色的斯大林主义阶级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毛泽东主义的拥护者们最初集中支持苏维埃井冈山革命区的前线委员会,并反对位于上海的中央委员会,想以此来将中国共产党的乡村化的并且是明显的非无产阶级根源合理化。在斯大林主义政治框架所包含的四个阶级集团中,他们发展出了一套旨在动员农民(而不是无产阶级)来抗击帝国主义和“买办官僚主义”的策略。
自1930年11月开始,蒋介石针对共产主义苏维埃根据地施行了五次围剿。前四次都以显著失败告终,但第五次在诸如万·西科特(后来纳粹的比利时指挥官)等德国顾问和一百万全副武装的武装力量支持下,逼迫中国共产党离开了江西苏维埃根据地,开始了艰难险恶的万里长征。
这八千公里的长途跋涉经过了一些中国最险恶的地形,并且每天都面临着攻击。在这些战斗中,共产党最初100000人的军队损失掉了70000,幸存的30000人被带到了日后毛泽东强力控制的中国西北部城市——延安。经历了长征的第一阶段的困惑和沮丧后,毛泽东主义在1935年一月的遵义会议上重新从斯大林的信徒王明(音译)集团手中夺回了党的控制权。
在既存的延安根据地中,毛泽东主义的建立过程显示了在持续面临将中国拖入内战的巨大危机前,中国境内两股毛泽东主义者力量的联合。尽管在各根据地中自1930年早期便已开始施行土地改革及其他必需的改革,私有财产仍被保护。
这是在毛泽东主义战略及中国革命的概念中极为重要的一点。
总体来讲,革命的矛头仍将指向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及其资本私有制度。正因为如此,中国革命从最初阶段便带上了资产阶级的民主特征,而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特征。
对于“阶段性革命”这一概念的笃信使得革命的最初阶段成为了纯粹的“资产阶级民主”产物,并奠定了中共与国民党及中国资产阶级的关系。
遵从斯大林和布哈林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所倡导的政策,中共当局将资产阶级视为革命的基础阶级并被委以发动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重任。资产阶级也将因此而成为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组成的长期战略联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由四个阶级组成的阵营将紧密的联合起来以对付他们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
尽管如此,由于一部分资产阶级明显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区分“好的”国家资产阶级部门与“坏的”买办官僚分子便变得十分重要。而这些部门是“好”是“坏”越来越取决于其是否愿意加入中共联盟。
在其对于中国问题的批判中,托洛斯基驳斥了这种将在帝国主义国家所进行的革命带上资产阶级特点的做法。他指出,在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会很有可能与帝国主义联合起来一同捍卫他们的共同利益,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更深层的剥削和压榨,这种情况将时有发生,并会导致妥协。
资产阶级加入这一斗争的意愿强弱取决于构成其力量的无产阶级和农民所受到的威胁是否强烈到需要奋起反抗帝国主义。没有大众的支持资产阶级没有丝毫胜算能够击败帝国主义。但随着大众揭竿而起,资产阶级的利益受到严重威胁,它又将不可避免的退回到帝国主义的怀抱中。
而正是帝国主义国家里的资产阶级这种怯弱无力的天性使得革命阶级所建立起来的反帝国主义斗争阵线并不是长期的全面联盟,而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一系列松散并依赖于实际利益的具有明确目的利益性的联合。这种非短期联合将使得共产主义团体放弃独立立场和推翻资本主义并进行公有化改造的计划。
以中共当局为例,(以及所有在帝国主义世界中的斯大林派)“联合前线”,即四大阶级阵营,明确提出要“暂时”放弃共产主义路线,从而取得与资产阶级的联盟。这意味着限制农民阶级对于过于激进直接的改革的追求,为了维持资产阶级民主的实现和共产当局与资本主义的交好,农民不得不被强迫收敛其斗争脚步。当然,这不是一个联合阵线,而是一个大众阵线,是一个从属于工人农民独立利益的联盟,但社会主义革命计划却不得不走上与资产阶级进行联合的道路。而这一联合在中国并没能完全被实现,这并不是中共当局的错误,中共当局在协商及谈判中积极勤恳的付出努力,可谓是尽职尽责,而国民党其时的敌对及背信行为却直接导致了联合的失败。
1931年9月,日本人从1920年建立的军事基地对满洲发动了侵略。次年3月9日,中国最后一个皇帝,满族人溥仪建立了日军的傀儡政权“满洲国”。在接下来的5年中,对中国北部的不断入侵和袭击使得日本侵略中国的意图昭然若揭,但蒋介石却不愿将部队派去北方布置防御,而是将其用于维持对中共控制地区的封锁。这惹恼了许多中国的民族主义者。而1937开始的对中国长期的全面侵略也为毛派中共当局的斯大林主义特性提供了坚实的证据。
由于在二十年代中共当局的战略是付出任何代价来取得与蒋介石和国民党的联合,最终,中共放弃了所有其发展计划中的激进部分,包括土地制度改革,针对国民党的阶级斗争,并且同意将其军队拆散编入国民军,并且遵从蒋控国民党当局的领导。

在后来被从历史记录中抹去的毛泽东在第六届党中央代表大会上所做报告的原始版本中,他写道:
“没有国民党军,想发动起抵抗战争是完全不可能的。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国民党创造了诸多显赫业绩,他们将清朝推翻,并建立了共和政府,把袁世凯赶下台,缔造了与苏俄,共产党和工农大众的联合,并发动了1926,27年的大革命。而现在,他又一次的站出来领导了抗日战争。迄今为止,他们已经有了两位伟大领袖,孙逸仙和蒋介石。
蒋介石在共产党的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就是1936年的西安事变。由于被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策略激怒,国军内部发生兵变,但最终在共方的努力下,蒋介石得以化险为夷。作为交换蒋介石答应收容共军组成联合阵线的条件,周恩来让其重获自由。

大众联合抗日前线
开始时,共产党和国民党组成的联合阵线再一次被蒋介石利用来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工农大众。再一次的,中共为了维系同国民党当局的联盟,对蒋介石的过分行为保持了妥协和默许。例如1939年的春天,蒋介石袭击了中共在湖南,湖北和河北的根据地。1941年初,新四军(一只更名的共产党军队)在安徽挫败了一支日军并行进到扬子江的下游。全军最高统帅蒋介石却命令他们穿过敌统区进行撤退,而当他们历尽艰难退回自己的根据地时,蒋介石用自己的部队对日军发动了进攻并剿杀数名敌军指挥官及领导干部。抛开中共对于国民党的态度不谈,面对日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共发动了坚决并且是重要性与日俱增的反击。抗日战争末期,共产党的势力控制了中国19个地区,领导了三百万正规军和民兵,并拥有九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一亿人民的支持。
中共当局对于这一切的统治基于“三分”体系。何谓“三分”?简单说就是三分之一的统治阶级必须是共产党员,三分之一是中共支持者,另外的三分之一是中立派。此时,国统区所实行的惩罚性的税收带来的是明目张胆的腐败甚至是叛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解放区”成为了“新中国”光彩夺目的典范,并吸引了大批青年志士来到中共麾下。而1945年日本投降后,中共依然继续寻求其与资产阶级的联盟。
而对于这个刚刚击败日本,抗战取得胜利的时期来说,这便意味着中共拥有建立全民政府的优先权。在美国的斡旋之下,所有人都在努力建立一个国共合作的稳固政权。在对于国内和平和国家重建的强烈呼吁中,共产党稍显唐突的提出了自己的政策。在1945年10月的重庆谈判中,国共达成共识。共产党将退出南部的八个解放区并将军队缩减至现水平的十分之一的十个师。作为回报,国家将成立政治协商会议,与会代表是共产党和国民党方面的优势党,比方说现在的民主联盟。
苏联方面完全认同并支持这一政策,并且强烈建议中共不惜一切的与国民党建立同盟。在战争的最后,中共当局与国民政府迅速签署了友好协定。抗日战争最后阶段中共曾派代表团访问苏联,而斯大林也开诚布公的说出了对他们的期望,后来他也对季米特洛夫重申过:
“战争后,我们邀请了中国的同志们来到莫斯科,并讨论了中国的形势。我们毫不掩饰的告诉他们,中共应当着眼于中国日后的发展,从蒋介石一方寻求发展之道。我劝告他们应当加入蒋介石政府并解除自己的军队。”
甚至在共军遭受国军袭击而被迫反击时,斯大林也指责其背弃协约。但在1948年中共即将取得内战胜利之际,斯大林在与季米特洛夫的对话中沮丧的承认道:“就中国现在的情况而言,我们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而就在此刻,又一次的,有美国做后盾的国民政府撕毁了协定。早在抗日战争结束时,日军接到命令说要在8月份撤退,但前提是国民党的军队先行到达。在1945年7月,政治协商会议刚刚结束,蒋介石便重申了他在1933年所提出的清剿共匪手册,并针对共产党的根据地发起了数次袭击。
政治压迫愈演愈烈,学生集会被打断,民主联盟的办公室被搜查,共产主义新闻办公室被毁坏。1946年三月,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否认了先前对于建立民主政治协商委员会议及召开全国性商讨会的共识。当1946年苏联军队撤出满洲里时,国民党军大举进入,这一明显违背协定的行为使得共产党当局也不再遵循联盟协定。
当1946年6月,国民党当局需要共产党交出其控制区域的领导权,而建立一个包括美国代表的联合委员会的努力又宣告失败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便成了蒋介石军队全面进攻的目标。而此时此刻,美国方面也加大了其对国民党当局的支援力度。当月12日,美国方面向前日控区输入54万人的军力,被美国将军魏德迈称为“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海陆运兵”。除此之外,日军所有装备及120万吨强力弹药被全部移交给蒋介石。54万人的军力中,有5万6千美国海军以顾问的身份加入国民党军队。在1945年至1948年间,美国给了蒋介石大约30亿的现金支持。
这些支持使得蒋介石的军队迅速控制了前苏维埃政权控制区。由于共党政权及时撤出,他们甚至占领了中共苏维埃政权的首都,延安。
采取撤退的策略使得中共当局得以避免大规模的兵力损失,并能够在中国北部重新集结。不顾美方对其后果的警告,蒋介石坚持追击撤退的共军,以致将自己的补给联络线拉得过长。为了准备内战的总反攻,中共当局重新开始施行在与国民党合作期间停滞的土地改革。尽管把地主的土地收归公的行动在北方的共统区进行的十分广泛,但其并不局限于这一地区,甚至在北方范围内,这一行动并不完全受共党当局的控制。
1947年6月,中共当局率领由新招募人员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1945年苏联进军满洲里时缴获的日军军备的武装下,放弃了游击战术,大举南下。而此时,怨言及不满却在国民党内部蔓延开来。许多党内杰出将领纷纷倒戈,比如李济深。李在其时便毅然离开国民党,逃亡至香港,想在那建立起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旨在联合共产党当局将蒋介石赶下台,而后建立起一个混合经济所有制的共和国。
而实际上,美国特别大使乔治马绍尔将军强调了一个概念,即无论多少武装支持或经济援助都无法使得现在的中国政府(即国民党政府)重建国家并保持对国家的控制。示威和游行罢工在当时已经席卷全国。在上海,工人们正在酝酿一场总罢工来要求其工资应得到成比例的增长,以应对愈演愈烈的恶性通货膨胀。物价指数已经从1937年的100疯涨到了1947年中段的惊人的1030万,并且保持持续增长,直到49年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前的最高峰:2亿8700万。
国民党对于国家的镇压也与不断升级的军事冲突及通货膨胀同步增长:
“所有具有有共党嫌疑及被认为是谋划威胁政权的人都会被拖上临时法庭,而后在某个公共场所被枪决。这种场景在当时的上海是每天都会见到的。在最繁华的街头总会有青年遇害。”
与此同时,四大家族(宋,孔,陈,蒋控制着当时中国工业的大部分)的腐败问题却越来越明目张胆。在1947年10月,蒋介石的经济顾问,宋子文(宋美龄的哥哥),用一千万美元从国民党政府手中买到了广东省的领导权(当然,他自己也在国民党中身居要职)。一项由国家工商总会于1948年起草通过的决议道出了这些被国民党高层排除在外的资本家们的真实感受:
“我们的人民对于只顾利用公共福利为自己牟利的政府领导者们已经失去信心。我们商人阶级将坚定团结的站在一起,对抗昏庸政府的腐败和暴政。”
此时的中共当局也改变了其将地主土地收归国有的政策,透过此举,其掌握重要性相比农民阶级而言居于次席的城市资产阶级,并控制农民起义浪潮的意图一览无余。在1947年12月向中央委员会做的一次报告中,毛泽东把已经开始施行的土地改革批评为“极度左倾,机会主义”。在1948年2月和5月,中央作出进一步指示,决定在中国中原新占领的地区施行“更加有节制的”土地改革。而所谓的土地改革运动在中央人民政府,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对中国南部的控制后几乎全面停止,原因是这些地区地主与城市资产阶级间的联系自古至今都十分紧密……
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委员会正式对所有反蒋团体发起倡议,邀请大家一起参与建立一个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并在会议上探讨决定未来联合政府的建立形式。这一倡议主要针对的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民主联盟。所有团队都接受了邀请,初步工作得以继续进行。在1948年11月,大家签署了一份协议,同意在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前先建立一个预备性委员会。

中国工人阶级的窘境
截止到1949年春天,人民解放军已经重新夺回了中国扬子江以北的所有地区。在1948年国民党满洲里军队溃败之后,绝大多数国统区乡镇纷纷无条件投降。比如傅作义,在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到达北京时,立刻交出了北京地区的控制权。而实际上,他后来甚至加入了解放军的南征。
在1949年4月,共产党给国军下的最后全国性投降期限期满之后,人民解放军正式渡过扬子江,进入中国南部。
在之后的6个月中,他们只遇到了极少数抵抗力量,并解除了约200万国民党军的武装。九月,在北京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组建了中央人民政府,并任命党委书记毛泽东为主席,其他领导人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宋庆龄(孙逸仙的遗孀,也是蒋介石妻子的姐姐),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也是1927年广东大屠杀的凶手),还有民主联盟主席,张澜。
至此,中共当局已经建立起一个全国性的联合政府。而毛泽东早在1945年便为这一政府所应遵循的原则做出了规定:
“我们的新型民主体系所致力于的目标并不是控制或限制人民的谋生手段,而是要大力鼓励私有制资本主义中的有益部分自由发展,并且,我们将保护一切通过正当手段获得的私有资产。”
这一政策施行于1949年到1952年期间。它意味着中共当局对于资本主义的态度是一面捍卫,一面抑制,在需要的时候,还将为其利益而牺牲工人农民的需求。虽然在1952年,中共当局决定性的做出了完全剔除资产阶级,将其财产收归国有的决定,但那并不是中共自己的选择。那只是在当时美帝国主义的猛攻之下所采取的捍卫斯大林主义的重要措施罢了。毛泽东在后来的1957年也说,所谓的“社会主义”“过早的被引进我们的国家”。
在这一新政权上台时,中国的经济已经处于奄奄一息的全面瘫痪状态。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中央政府垮台,通货极度膨胀,军事区域的大批居民被迫背井离乡的水深火热之中。而祸不单行,其时影响2000万英亩(相当于约81000平方公里)地区的干旱洪涝导致了全国4000万人处于饥饿的威胁之中。煤的产量只有其过去最高产量的百分之五十,钢铁产量下降了百分之八十,棉制品下降百分之二十五,谷物下降百分之二十五,原棉下降百分之四十八,而家畜产量下降了百分之十六。
雪上加霜的是,由于全国一半的道路遭到毁坏,铁路网的修建无法运行,而绝大多数的船只也都集中于香港,台湾和新加坡。1949年10月提出的《共同纲领》宣布了在此非常时期人民政府的首要任务:
“我们的政策将着眼于私人和公众利益。它将使雇主与工人共同获利,将鼓励能够使我国与外国取得双赢的行为,并以此来实现国家生产能力的发展与经济的繁荣复苏。”
换句话说,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基本框架将被保留。“国家资本主义”将被允许和鼓励,但“官僚资本主义”仍将被摒弃。官僚资本主义的财产将立刻被收归国有,这也将使国家取得所有工业生产量的三分之一的控制权。
尽管国家取得了对重工业的主导权(百分之七十的煤,百分之九十的钢和百分之七十八的电力都归国有控制),但相比于通常需要依赖进口材料的轻工业而言,却历史性的处于了长期的不发达水平。而当时的“国家资本主义家”们正是通过轻工业统治了产品的分配网和交通运输网。这些“国家资产阶级家”们在1949年间拥有了全部工业资产的三分之二。
在当时的经济成分中,现代化成分只占很小一部分。据1945年的统计,现代化成分占百分之十到十五。由于多年的对于“自由贸易区”的控制,中共当局已经有了一批经验相对丰富的管理干部。但是,也有个别来自于满洲里的干部缺少对于城市和工业领域的管理经验。而这一不足也被前国民党政权的官员和城市中产阶级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个人的加入所弥补。在全国解放的时候,一份对于6000名干部的抽样中,组成成分是这样的:中产阶级2500人,前国民党官员1150人,自由职业者400人,特权阶级150人,而来自于工人阶级的只有140人。
在1949年,中共党员中工人阶级只占百分之二。这种情况有可能是中共控制的政府所采取的国家资本主义,控制资本主义等资本主义经济措施所致。而只要这种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框架依然存在,国家就会不可避免的被拖入万恶的官僚资本主义。
至1949年三月,国家已经针对食品,纺织品,盐,煤,建筑材料和杂货的采购与分配建立起了六个大型的贸易公司。除此以外,由国家控制的零售网络也逐渐建立起来。这两项举措,再加上新货币的发行,与基本食物货币价值相挂钩的可浮动工资,从资本家手中强制贷出的5%利率的贷款,还有国民党及其支持者们的屯粮,使得民众的生存状况得到迅速提高,通货膨胀也能在短期得到控制。到了1951年中期,通货膨胀率已经下降到百分之二十,而到1952年,物价也基本居于稳定。
而且,除了在一些关键领域的“双重制度管理”,中央政府为了防止将国家资产阶级吓跑,特意授权国家财政经济部长陈云在1950年8月给出了口头保障:“由国家资产家做出的长期工业投资项目如果始终保持活力,将被认为是对国家和人民有利的资产阶级元素。”在1950年6月开始的土地改革中,政府也清晰的表明了愿与资产阶级保持友好关系来维持国家的生产水平的意愿。对于谁的土地应被国有化,谁的不应被征用的问题,一篇相关文献给予了如下的定义:
“工业和贸易应当被保护免于受到侵害。由地主阶级运作的工业及商业企业,还有这些工业商业企业所直接用到的属于地主阶级的土地或其他资产都不应被没收。”
这种新的土地改革只在南方适用。而前文已经提到过,在南方,地主与城市资产阶级的联系比北方要强大许多。而这一政策不仅仅局限于地主阶级的土地,富农们的剩余土地也将被保护不被没收。这样一来,中等水平的农民完全被孤立了。毛泽东对于这一策略在1950年6月的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做出了如下解释:
“我们对于富农的政策应当改变了。他们多余的土地将不再被没收,但他们的生产生活应当有利于加速农村地区生产活动的重建。”
虽然国家施行了这些限制措施,土地改革还是将南方大量土地卷入改造大潮之中。土地改革过后,平均每个16岁以上的个人都将拥有一英亩土地(约合4047平方米)。以上是农村地区的概况,而对于城市,新政权的首要任务便是重建秩序。所谓的重建秩序远不止是利用人民解放军来确保无产阶级接管城镇和工厂。新四军司令林彪在1949年1月的一项声明中这样说:
“我们要求人们保持秩序,继续他们的现有职业及社会职能。在省,市,县及其他行政级别的政府机构的国民党官员和警察,还有城镇,村或保甲(国民政府时期最基层的行政区划,相当于现在的居委会,街道办)等行政区划都将维持现状。”
此外,人民政府同步给予工人组织的法定权利在1950年的《劳动法》中所呈现的,只是规范了劳资关系,却并没有废除它。关于对争端的处理,法律规定了如下程序:
“解决劳资纠纷的第一步是了解双方情况,第二步是由劳工局从中进行调解,第三步是提交由劳工局建立的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
工会是政府以苏联工会为模板建成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朱学范以前是国民党“公司工会”(译者注:所谓的“公司工会”在中文中并没有具体的提法及概念,英文提法为company unions,也被蔑称为yellow unions,即黄色联盟,意为虽然属于工会,但与公司企业管理层联系紧密,通常是为了公司利益而运行,并不是为维护工人利益而建立的。这种行为在美国属于严重商业犯罪。)的领导。而另一个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李立三,却同时担任国家劳动部长。这些充分证明了这个由政府建立的工会的斯大林主义特性。政府的领导人的一句话表明了现阶段政府的首要任务:
“工人阶级短期局部的利益必须让位于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的长期总体利益。”
对于所谓的“让位”最充分的一个诠释发生在上海。当申新纺织厂的员工们为了不让厂房被转移到满洲里而选择强行占领厂房的时候,林彪毫不犹豫的动用自己的军队来对付这些国民,只是因为他们与时下政府削减工业的政策相悖。冲突中,纺织工有十人伤亡。在1949年至1951年资本主义者与共产党共同控制政府期间,政府的政策明显倾向于维护资本主义的利益,而正是此时,国家的压迫暴力工具,警察,军队,秘密警察等,被牢牢的掌握在了斯大林主义者的手里。
这种特殊的两种制度共存的特殊权力形式在东欧及南斯拉夫已经存在,直到国家下决心扫除资本主义,这种扭曲的权力形式才得以解决。联合阵线时期对于中国的斯大林主义者驱散起义的工人和农民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国家的资本主义最弱,而工农起义最强势的时候,中共当局利用强权将其压制,并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把工农大众禁锢住。但不久之后,这种维护并增强资本主义力量的政策的危险性便迅速变得明显起来。斯大林主义者的建立一个斯大林主义与资本主义和睦发展的乌托邦式的新民主联盟的构想是绝对没有实现的可能性的。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争中的猛烈进攻加剧了中国内部资产阶级成分资本主义反革命思想的威胁。而此时此刻,蒋介石也做好了与其全副武装的盟友配合行动的准备。
这迫使中共当局在1951年末期通过其官僚主义,反资本主义的工人阶级执政政府加快了解决这一双重权力制度的脚步。与此同时,另一个斯大林主义国家也打破了旧的秩序,他们既驱逐了资本主义,也着手镇压了那些最后残余的独立于政府的工人运动。
这一政策性的变化的直接原因是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当然,其根本原因还是政府的性质所致。其时,由狂热的反共产主义者麦克阿瑟将军率领的美国军队(自称为联合国军)朝鸭绿江(朝鲜与满洲里的边界)大举进军,这一行为迫使中国政府改变了其对内对外的政策。
彭德华率领的解放军所取得的最初胜利将美国逼回了三八线以南,也使得美国政府被迫重新武装蒋介石军队,并对台湾倾注大量的经济援助。美国第七舰队在台湾与大陆之间驻扎,从而迫使中国政府不得不将部队从朝鲜转移到沿海省份福建。此外,针对中国的全面的经济封锁也迅速建立起来。1951年4月5号的纽约时报报道:麦克阿瑟建议在中国大陆建立第二民族阵线,并且他十分确定,欧洲的命运将与在亚洲进行的反共产主义战争息息相关。而此时此刻,在来自于帝国主义的经济军事双重压力之下,台湾充分认识到了与外国建立联盟的潜在利益,并开始在国内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与之相对的,中共当局开始鼓动大众一起来反对民族资本主义。在农村地区,继续实行土地改革的同时,共产党的领导们为了对地主们起到恐吓和威慑的效果,建立了大批的“人民审判委员会”。尽管这场运动仅局限于土地改革,但死刑,重罚和充公的盛行却大大削弱了地主阶级的力量,并将农民与执政阶级的距离拉近。
但同时,中共当局对于这种亲近的有意控制确保了其不会超过既定限度。实际上,在广东省,取得许可,并将土地重新分配的官僚程序却直到1952年12月却仍未得到实施。中央借此机会提出了“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矛头直指共产党内部及政府官员。那些在建立联合阵线时召入的党员被认为不再值得信任。由此引发的一次大规模的清楚异己的行动在党内展开,仅在1951至1952年间便将超过一百万人开除党籍(占当时共产党总人数的五分之一)。同样是在这段时间,斯大林主义者也对左倾势力进行了清剿。中国的托洛斯基追随者(以后简称托派)及许多国际工人联盟过去一直在广东上海等地活跃领导罢工抗议等行动。在1952年以前,他们一直在中共当局的压迫下艰难行动,但在1952年年末,一次由秘密警察执行的全国性大突击将中国二百至三百的托派人士全部抓进监狱。领导人郑超麟及其他11人在27年后的1979年六月才被释放。“三反”“五反”运动旨在削弱并震慑资本主义力量。在农村,共产党召开大量的集会以激起大众的反资情绪。商业全部以诈骗或贪污的罪名接受调查。而仅在1952年上半年的六个月中,将近五十万起商业行为被起诉,而其中超过四分之三的都被定为有罪。
他们中的许多受到重罚,而这也使得国家收益8亿5千万人民币。而那些交不出罚款的,就被全部国有化。这些官僚主义行径加上有大众的激愤和谴责来作为其道德支柱,由共产党来领导的这个官僚主义的反资工人政府到1952年为止,控制了全国总贸易量的百分之六十四,总零售贸易的百分之四十二。紧接着,资产阶级由于厂房的倒闭而退出市场使得国家生产力出现了下降。在1952年1月至2月,运动正处于高潮的时候,生产力却直降三十四个百分点,这使得国家不得不放慢了运动的脚步。
这次,又是陈云放出了承诺:“根据具体情况,私人工厂将可以保留其资产百分之十,二十甚至三十的利润。”这使得中国的私有制有一次得以生还下来,但其自由度却被大大削减。国家对于私有工厂的控制及其它类似政策,成为了遏制资本主义的有力武器。而这一缓和之计只持续了短暂的时间。在1953年政府召开的国家工商大会上,被保留的资本主家们被告知,国家的最先要实行的,就是全国范围内的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而这将导致,私有制在这个国家不再有任何存在的借口。
在1951年,主要是迫于帝国主义的压力,联合政府决定将自己转型为一个专政,反资本主义的工人领导的国家,并将移除资本主义在国家中的阶级地位。“不是以法律为基础,而是以毫不怜悯作为武器。这将是一种高压式的渐进。”通过这种方式,他们最基础的军事力量——独立武装的工人阶级革命队伍,将完全地被排除在中国的政治力量之外。由于作为资产阶级国家的基础性保证的军队力量已经被瓦解,中共当局才得以用军事专政来保持中国资产阶级的相对平和态度。
为了对抗来自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中共当局取得了对于重工业和现代化工业中的经贸部分的控制,并在1953年实施计划经济以对抗资本主义根基。开始时,这些是以1953年和1954年的年度计划的形式出现的,然后就被纳入了1953年至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而这些,直到1955年才公之于众。
1953年提出的未来国家发展计划已经十分明确的服从了市场价值规律,这标志着中国开始以一个堕落的工人国家的面目出现。这个计划是模仿苏联的五年计划而来的。计划的规划者提醒执行者要认真贯彻苏联的“先进经验”。而中国的工业计划得以启动,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苏联的援助。自1950年起,中国便已开始接受苏联每年3亿美元的贷款。1953年,贷款支援扩大为一项苏联给中国提供工业扩张所必需的器材的经济合作协议。
中国的工业发展计划显示出了向后资本主义所有制体系的转变趋势,而与此同时,中国的官僚体制却成了实现这一转变的一大障碍。官僚政府宣称,1953年的工业输出比1952年增长了百分之十三,而1954年又在1953年的基础上增长了百分之十七。
但是,对于这些计划采取政治控制,并且阻止群众参与的政策却也表明这些进展正被官僚资本主义的盲目特性所破坏。当1955年这些统计数据以国家宏观形式体现时,数字掩盖了计划中的问题。而在1956年,这些问题终于浮现出来。在1956年3月18日,《人民日报》被迫在其社论中承认,只有百分之五十的基本建设计划最终得以实现。而阻碍计划实施的最大障碍在于建筑材料的短缺。通货膨胀的压力日益加剧,官僚阶层不得不降低其在重工业方面所进行的投入。
而且通常而言,在官僚主义下所实现的目标计划并不能保证一个很好的质量。
这种一味追求数量的暴政意味着工人们通常不会关心他们产品的质量,只是以最快的速度制造出能够蒙混过关的伪劣产品。这些官僚主义计划经济的劣根性在中国自1953年开始便变得明显起来。这是在一个将工人阶级排除在权力机关之外的政权统治下的必然产物。而此时在中国,资产阶级的势力已经在由政府诱导的破产和1955年实行的国家收购多数股权运动中完全被摧毁了。在1956年,中国经济中的现代化成分已经达到几乎百分之百,而作为一个阶级存在的资产阶级力量已经被彻底清除了。但恰恰在这样一个号称工人阶级做主的国家里,栖息于最上层的统治阶级却是彻头彻尾的斯大林式的官僚主义体系。
中共在多年的战火中实现独立,为了追求自给的方针政策而将斯大林主义引入中国,而又在某些决定性的时候于斯大林相左。但这一切并不意味着中共当局不是斯大林体系。
这只是说明了一些当地斯大林主义派别在不经过克里姆林宫的同意下去自主实行斯大林主义的能力。最初斯大林对于毛泽东夺取政权的敌对态度正是对于新的独立斯大林主义势力的防备,类似于其对铁托的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态度。1963年中苏决裂再次将这些敌对问题表面化。这一切都证明了是斯大林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倾向最终将斯大林主义体系的范围切隔于国境线,而不是中共当局主动转型成为非斯大林主义政权。